一、從《尚書·周書》看剛毅的勇氣、豐富的智慧都是富有技巧性的指導意義
《尚書》學是大道之學,歷代對其的語言詮釋、政治詮釋、歷史詮釋、心理詮釋以及由此形成的諸學理論,與當代學術體制中的政治、經濟、哲學、歷史、法律、天文、地理、文學、藝術等領域研究密切相關。這種多角度詮釋,既保持了《尚書》基本理念和價值觀的相對穩(wěn)定,又進行了適當?shù)耐脐惓鲂隆?/span>
研讀《尚書》就要把注意力放在義理的發(fā)現(xiàn)上。《尚書》作為書經,是儒家五經之一,經之為經的意義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。在《尚書》中尤其是《周書》的“忠君”思想、“民本”思想、“修身”思想、“德治”思想、“和諧”思想,包含剛毅的勇氣、豐富的智慧而形成深刻的內容,都可以轉化為現(xiàn)代的價值理念。
二、從《無逸》《召誥》《洛誥》等篇看周公和召公激勵君王的勇氣和智慧
《無逸》出自《尚書》之《周書》,文章開宗明義,提出:君子所其無逸,知稼穡之艱難。這是全文的主題和論述的核心。
周公制禮作樂第二年,也就是周公稱王的第五年,周公把王位徹
底交給了成王?!渡袝ぶ軙ふ僬a》《尚書·周書·洛誥》中周公和成王的對話,大概是在舉行周公退位,成王視事的儀式上、史官記下的。在國家危難的時候,周公不避艱辛挺身而出,擔當起王的重任;當國家轉危為安,走上順利發(fā)展的時候,周公毅然讓出了王位,這種無畏無私的精神,始終被后代稱頌。但是,周公并沒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,成王固然對他挽留,而他也不斷向成王提出告誡,最有名的是《尚書·無逸》。
周公在告誡中列舉正反兩方面的事例加以論證,開頭就講,知道種地務農的辛勞、才懂得農民的隱情。父母辛勤務農,而他們的子弟不知道種地的艱辛,就會貪圖安逸乃至妄誕。作一個最高統(tǒng)治者要知道下邊的隱情疾苦,否則就會做出荒誕的事情來。周公所說的深入底層,關心民間疾苦,以無逸自警或用來教育后代是值得今人借鑒的,尤其是逸與不逸往往受階級條件和生活環(huán)境所左右,存在決定意識,在沒有外界強大壓力的情況下的成員“生則逸”是必然的,由“逸”而失事到失位甚至失國也是必然的。
《召誥》是《尚書·周書》篇名。
成王七年。成王在豐。周室欲遷都洛邑,先派召公去經營,周公令眾殷民始建洛邑。時周公既允致政成王,且往視察,召公作《召誥》,委托周公轉呈成王,召公訓誡成王,當以夏、殷失國為鑒,惟有敬德可保天命長久。
召公,姓姬名奭,是周朝的老臣,對周朝有重大貢獻。召公的廉政思想主要體現(xiàn)在愛國、愛民和愛德等方面,可以從《尚書》《史記》《詩經》等著作探究。廉政思想產生的原因據(jù)《尚書·君奭》記載:“召公為保,周公為師,相成王左右?!逼渲小氨!本褪枪俾毺#撠煴O(jiān)護和輔佐年幼的國君。為了不辜負武王的重托,召公盡心盡力輔佐成王,鞏固周朝的統(tǒng)治,寫下《尚書·召誥》,教導成王:愛惜百姓方能鞏固社稷。
召公不僅是他的廉政思想值得今人仿效,而且他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也是值得今人學習的,還有那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信義精神在今天仍是值得提倡的。
《洛誥》是《尚書·周書》篇名。
周公作《洛誥》成王七年。《洛誥》記周公與成王之書信往來。周公允即致政成王,命成王往洛邑登基即位,周公即去勸勉農事。成王不欲遷都,欲于宗周登基,命周公治洛邑,且完成未定之宗禮。其時正值周朝建立后,武王不久病死。周成王即位后,周朝動蕩不安,幸有周公攝政,輔佐成王穩(wěn)定了局勢。為鞏固周的統(tǒng)治,遂遷殷遺民,營成周。至七年,召公、周公先后到洛邑,繼而成王至洛,周公告多士,諸侯朝成王。此次成王殷見諸侯,是成王即位后的第一次,在周朝的歷史上也是第一次,這或許也是《洛誥》中周公言“肇稱殷禮”的原因所在。
這篇篇幅較長,內容重要,歷來備受關注。然而,在《周書》各篇中,它也是爭議較多的一篇。清代學者孫詒讓嘗謂“商周命誥,繁而難讀”,之所以如此,除了自經秦火,簡札淆亂;展轉授受,舛牾益孳;字多假借,文字殊異等以外,還在于其多為“雅言”,若非淹貫故訓,實在難通其辭?!堵逭a》篇尤其“綴累晦澀”。
然而在該篇中的上下級相處之間恭敬謙遜,自知之明,培養(yǎng)人才這些方面凸顯出來的美德,是值得今學習的智慧技巧。
二、從《旅獒》看周公和召公激勵君王的勇氣和智慧
《旅獒》是《尚書·周書》篇名。
篇名“旅獒”,意為西方一個名叫“旅”的偏遠之國,送給周武王的大犬。那是大約在三千多年前,周武王消滅商紂王之后,威德廣被四海。旅國進貢了一頭獒犬,高四尺有余,能曉解人意,威猛而善于和人搏斗,與當時中原之犬大不相同。當時任太保的召公奭,擔心武王會因喜好此犬而荒廢政事,于是寫了這篇文章,告戒武王不要“玩人喪德,玩物喪志”。
這篇文章雖然以“旅獒”作為標題,但“旅獒”只是一個由頭,從全篇的內容來看,它主要闡述了德治的理念與方法,因而可以視為一篇德治主義的政治宣言。
召公的德治思想的原點是:德可以服人,即“明王慎德,四夷咸賓”。它的意思是,君主如果注重自己的德性,就可以對天下形成相當強烈的感召力;四夷之人,都會因為君主的德性而心悅誠服。召公的這個觀點,即使到現(xiàn)在,依然是有價值的。它所涉及的核心問題,是政治權力的依據(jù)問題。政治權力為什么有效?別人為什么服從?第一種回答,是憑借權勢。他是一種很低級的“政治”形態(tài)。第二種回答,是憑借器物。你如果服從我,我就給你種種好處。這種政治權力的實質,其實是利益交換,這樣的政治權力很可能還是無效的。因為,對方即使領受了你的物質利益,但他心里并不敬重你,他轉過身去,就可能把你從心底里刪除了、踩下去了;甚至連形式上對你表示尊重,他都做不到。因此,召公勸誡武王,不要以寶石之類的器物來換取別人的服從。因此,只有第三種回答才是召公所贊同、所提倡的,那就是憑借德性。這種政治權力的實質,是對君主(或其他的政治權力的享有者)的道德、人格、智慧的倚重。
那么,提升德性之路該如何走?修煉德性的方法是什么?對此,召公的回答是:第一,不為輕慢之事,不以輕慢待人。如果輕慢了君子,君子就不會盡心地為國家服務;對小人也不能輕慢,否則,小人就不會為國家盡力。第二,不以聲色自娛。玩弄人的,必喪其德;玩弄物的,必喪其志。第三,不看重那些奇珍異寶,不要想著占有遠方的財物,遠方的人就會前來歸化;尊重賢能之人,就會天下太平。第四,君主應當從早到晚,隨時以德性約束自己的言行,任何細微的地方都不放過,否則,大德必為小過所累。這些篇中內涵不僅值得今人反思的,而且這種直言勸諫的勇氣及規(guī)諫的勇氣及規(guī)諫上級的智慧和技巧,也是值得今人學習的。
三、從(君奭)看周公和召公如何團結不同意見的人
《君奭》是《尚書·周書》中的一篇誥詞,篇名取自篇首“君奭”二字。奭史稱召公奭。成王年幼,周公攝政。是時召公為保,周公為師,相成王為左右。召公不悅,周公作這篇《君奭》,解惑召公之疑。另有觀點認為,它是史官記錄周公勸勉召公的一篇語錄。
在這篇文章中,周公先談守業(yè)的艱難,再從商周兩朝交替的歷史中總結教訓,強調輔政大臣對王朝興衰的重要作用:最后照應開頭,周公再次告誡以殷商為鑒,勸勉召公與自己同心協(xié)力,把國家治理好。全文充溢著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的憂患意識,文中召公“天不可信”之語,把西周時代懷疑上天思潮推上了一個新臺階,對后世社會思想的發(fā)展具有重要影響。它是后人研究周朝初年天命思想與商周歷史的重要文獻。
《史記·燕召公世家》認為此篇作于周公攝政的時候,而《書序》則以為作于周公還政成王以后。體會文情,筆者認同《史記》的說法。周公為什么答復召公呢?《史記》和《書序》都說召公不悅周公。注家紛紛猜測,缺乏確鑿的證據(jù)。筆者依據(jù)《墨子·非命中》所曰:“于公之非執(zhí)命亦然,惟予二人而無造言,不自天降,自我得之?!贝似芄俟脑挘骸霸谖液笏米油猓蟾タ斯舷?,遏佚前人光在家,不知天命不易,天難諶,乃其墜命,弗克經歷。”聯(lián)系這兩則引文來看,可以推知召公所不悅的,是周室子孫安于天命不求進展的執(zhí)命思想,而不是不悅周公。因為西周初年,東方各國的叛亂平定以后,天命說又滋長起來了,周室子孫也受了影響。召公認為這種思想妨礙周王朝發(fā)揚光大,甚至還危及國家的命運,因此召公反對執(zhí)命之說。
周公贊同召公的意見,也主張事在人為。又明確表示倚重召公,希望同心協(xié)力完成文王的大業(yè),做到海隅出日的地方,都莫不順從。史官記錄周公這篇誥詞,取名《君奭》。
從文義上分析,這是一篇周公勸勉召公的誥詞,全文大體可分為三個部分。
第一部分,周公先談守業(yè)的艱難。在殷商滅亡的前車之鑒下,周公反對天命說,因為天命說會養(yǎng)成怠政惰情,不思進取,周公這種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是值得今人學習的。
第二部分,周公通過商周歷史興衰說明輔政大臣的重要作用。他分析殷商的歷史上的大臣輔佐與周初的大臣輔佐,證明自己的觀點。接著周公便分析當前形勢,周王尚且年幼,輔弼大臣只有他和召公二人,這說明他和召公的責任十分重大。對于國家如何治理,周公感到“若游大川”,有許多迷茫與艱難。他希望他們二人能加強團結,亦請求召公“猷?!?,即胸懷寬闊,對國家的建設提出可貴的建議。周公這種善于團結不同意見的人做法是值得今人學習的。
第三部分,周公對召公推心置腹,強調他是十分地信任和倚重召公的。在這里,周公進一步說明召公和他的重要作用,除了他們,再也沒有更加同心同德的輔政大臣。周公借召公“惟時二人弗戡”之言,表達了他對于后輩們的期許,他們二人應該作為榜樣,把先王的德行傳給下一代,對于國家的未來,要讓“海隅出日,罔不率俾”,普天之下,莫不宗周。最后,周公強調他自己當前要做的事,便是不忘初心,將先王的德政貫徹到底。周公這種以事業(yè)為重,為他人作表率的觀念是值得今人學習的。
后來召公和周公在成王時期,分陜而治,之后由周公攝政,周公疑慮召公是否內心有不滿,對自己總是一種若隱若現(xiàn)的感覺,于是給召公寫簡。召公看后,親自上門拜訪,說道,“我與君自當是交好,您的治國能力,我自嘆不如,我對你表面上的遠之也是為了讓君王放心,畢竟我們是攝政和輔助的關系。這一切,只是為了百姓,我們目標是一致的,就是實現(xiàn)敬德保民,這不正是你我之德?”周公聽后說:“還是你的心胸廣闊啊?!闭俟膹V闊胸襟,體現(xiàn)在心系百姓,敬德保民的優(yōu)良作風還是值得今人學習的。
以上所述的這些篇中內涵,不僅值得今人反思,而且這種直言規(guī)諫的勇氣以及智慧和技巧,也是值得今人學習的。
四、從《多士》看周公安撫發(fā)怒和焦躁人群的技巧和智慧
《多士》是《尚書·周書》中的篇名。成周既成,遷殷頑民,周公以王命誥,作《多士》。是時乃周成王七年三月,周公初往新都洛邑,用成王的命令告誡殷商的舊臣。殷商失敗的原因是執(zhí)政者腐敗造成的,接著便表明觀點:只要遵章守紀便既往不咎。同時輔以安撫,給焦慮的殷民指出歷史規(guī)律與政治觀點和時下的光明出路,讓其定下心來。
所以周公在誥文中說:你們知道,殷人的祖先有書冊有典籍,記載著殷國革了夏國的命。現(xiàn)在你們又說:“當年夏的官員被選在殷的王庭,在百官之中都有職事?!备嬖V你們,我們只接受、使用有德的人?,F(xiàn)在我從大邑商招來你們,我是寬大你們和愛惜你們。這不是我的差錯,這是天命?,F(xiàn)在你們應當好好地住在你們的城里,繼續(xù)做你們的事業(yè)。你們在洛邑會有安樂會有豐年的。從你們遷來洛邑開始,你們的子孫也將興旺發(fā)達。
以上所述的這些篇中語言,我們可以看出周公的安撫思想和智慧,特別是他明確的政治觀點,值得今人學習與弘揚。
五、從《多方》看周公執(zhí)政能力與角色轉換的技巧
《多方》是《尚書·周書》中的篇名。在周成王四年四月,周公致政成王前,巡游列國,歸自奄,至于宗周。以夏商之事訓誡殷民。
這是周公代表成王告誡眾諸侯國君臣的誥辭。方,就是國。多方,就是眾國。
周公歸政成王后的第二年,淮夷和奄國又發(fā)動叛亂。成王親自出征。召公為保,周公為師,討伐淮夷,滅了奄國。五月,成王得勝回到鎬京,各國諸侯都來朝見,周公代替成王發(fā)布誥命。因為誥命的主要對象是不服從周王朝統(tǒng)治的各國君臣,所以史官記錄這篇誥辭,名叫《多方》。
周成王命令周公先向各諸侯國君主,轉達了大周天子的教導和告誡,周公因為此時不再擔任大宰和輔佐大臣,而只是擔任洛城的最高行政長官,因此這一次的講話,不再像以前那樣直接代表周成王講話,而是謙恭地轉達周成王的訓令。
周公說:“我向你們轉達天子的話。天子說:啊,告訴你們四國和各諸侯國,對你們各位諸侯君主和你們的眾官員來說,是我重用你們,是我賜給你們擔任諸侯和官員的福命,對這個事實你們不要不清楚。
天恩浩蕩,但是不可以只是貪圖上天賜予的福命,而不去永久恭敬地思念上帝的慈恩、不去祭祀上帝,當年夏朝末代君王夏桀王就是這樣,因此上帝把刀槍相見的紛爭之禍降給夏桀王。夏桀王大肆放縱自己,不肯去體會民眾的悲苦而安慰他們,反而縱欲淫亂、心智昏沉,不能夠哪怕是堅持一天按照上帝的教導去做。這些事實,你們都是聽說過的。
上天沒有賜予你們天子之德、天子之命,那是因為你們各個諸侯國的賢人不能夠堅持永久地常常祭祀上帝。夏國那些恭敬的官員們,都不能夠做到讓百姓明白中保賢人的重要性和祭祀上帝的重要性,反而互相勾結起來殘害民眾,這樣做的結果就是,各種有益于民生的事業(yè),完全不能夠開展起來。如今,到了你們的末代君主商王受,沒能夠做到與你們各個諸侯國共享上帝賜予的福命,可悲啊?!?/span>從文義上看,本篇分三段。第一段分析夏亡湯興的原因,在于能否順從天命教民保民。第二段說明周王統(tǒng)治多方,也由于順從天命,又譴責多方不安天命、自作不法。第三段勉勵多士聽從天命,和睦相處,努力工作。
然而我們從所述的這些篇中語言中再次看出,周公的安撫思想和智慧,特別是他以歷史教訓來說服被安撫的對象,理由充分,觀點明確,使人信服,這是值得今人學習與弘揚的。
六、從《金縢》看周公逆境時的心態(tài)與成王知錯即改的精神
《金縢》是《周書》的篇名、不過《金縢》有包括清華簡本在內的多個版本。本筆者更傾向于《魯周公世家》記載了本于《周書·金縢》。
《魯周公世家》記載了本于《尚書·金縢》的金縢故事,并進一步補充了《尚書·金縢》中語焉不詳?shù)膬热荩瑢ⅰ爸芄訓|二年”敘述為周公東征,將成王出郊一事解讀為成王郊祭上天。這些與其它《金縢》記載截然不同。
在《周書·金縢》篇中,記載了周公對武王的忠心,武王去世,成王年幼,由周公攝政。武王的弟弟管叔和蔡叔因不能取得王位心有怨氣,便與周公為敵,在成王面前,制造流言,旨在挑撥君臣關系。成王雖知周公的苦心,卻也心存猜疑、周公只好避開。后成王偶讀金縢之書,化解了對周公的猜疑,避免了一場君臣之間的誤會。
原來武王勝商后二年,得了重病。當時天下尚未安定,殷民心懷不服。武王一身關系天下的安危,所以周公親自請于太王、王季和文王,求以自己代替武王去死。祝告的冊書收藏在金屬束著的匱中。武王死后,成王年幼,周公代理政事,管叔、蔡叔放出流言說周公將不利于成王。因此成王也懷疑周公,骨肉之間發(fā)生了隔閡。周公東征,取得輝煌的勝利,又寫了《鴟鸮》詩,想感動成王,成王仍然沒有醒悟,可見隔閡之深。后來因一次偶然的天災,成王打開金縢之匱,發(fā)現(xiàn)了周公請求代替武王死的冊書,深深受到感動,隔閡終于消除了。史官看到金縢匱中的冊書作用這樣重大,于是記錄了這件事來表彰周公的忠誠。為了突出金縢中冊書的作用,于是名叫《金縢》。
縱觀全篇,武王有疾,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之“志”,是認識《周書·金縢》性質的關鍵所在。簡本通過剪裁,構建出一種理想君臣關系。旨在教育功用上,最為強調的莫過于君臣關系和諧:既包括為君者知過即改,也包括為臣者對君上的恭順,這種君明臣敬的關系可以感天動地,實現(xiàn)“秋則大獲”糧食大豐收這一當時重要的為政追求。時至今日,這些執(zhí)政的智慧與技巧,還是值得今人學習的。
(作者簡介:胡濟生,退休學者,中國屈原學會會員,華夏傳播研究會會員,國學文化研究者,文史研究員,文昌之鄉(xiāng)蘄春藉作家。)